无所事事蜂住进我家已有两个月。

“喂，去不去听演唱会？”一天黄昏，它坐在客厅问我。

我正吹着口哨，在厨房为鸡腿打花刀，切得兴起，没听见它的话，不排除是口哨声太大的缘故。待到刺啦一声推进锅里时，它又问了一遍。

“不去。”我倚在门框上，说。

“不问是谁的演唱会？”它说。

“实在没有兴趣。”

“什么有兴趣？”

“都没有兴趣。你不回去？”

“也没兴趣。”

“不会没有家吧？还是说，离家出走？”

“有的。不是说过了？记忆这么差？知识分子？”

“非也。”

不清楚自己在否定哪句话。至少知识分子应该不是。不知为何，知识分子一词，总有种隐约的负面感。

“若我也算得上知识分子，你不就是彻头彻尾的盲流吗？”我说。

“呵。我和你一样，也是知识分子。”

“我也是盲流，纯粹来说。所以，到底为什么必须住在这儿？”

“到底为什么要回去？不是说了，不感兴趣？”

“下周开始额外收一笔行李寄存费。”

“得了，知道你不会收。”

“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你是好人啊。”

“未必。”

“呵。现在这个时代，好人才倒霉。你算倒霉的了，所以是个好人。”

“嗐，逻辑有问题吧？”

“但事实没有问题，不是吗？”

“……也是。”

高压锅第二次发出刺耳的气声。我回到厨房，拧小煤气灶，心中盘算着如何与蜂说明划清界限的事。人有人的生活，有人要做的事；蜂也有蜂的生活，也有蜂要做的事。不过，究竟是不是这样，如今的我也不敢肯定了。


失业是三个月前的事了。不算彻底失去收入，尽管，依然做着待遇同实习工相似的工作。每周去三天，还有一天做家教。所幸，正教着的小朋友很聪明，属自动化类型，很少让人操心。家长也通情达理，是以交流起来十分舒适。好处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坏处是，收入微薄。楼上收废品的女人还为我介绍保洁工作，被我婉拒。结婚的欲望，就原本的工作而言，本就不强，如今彻底死心，反而释然。

不妨如此，我想，想起水族馆。活着的鲎。不妨如此。

搬回旧家是失业第三周的事。所谓旧家是档案馆宿舍，位于一片生活节奏舒缓且远离商业中心的老旧城区。父母以前在档案馆工作，单位分下了房子。十年前，一家人搬去了位于城另一端的新家，旧家便理所当然地闲置了。

这些年，母亲每年都说要装修后出租，我和姐姐也满口答应，但每年都无人行动。两个五年，放在上世纪的东欧平原足以建立一种新社会制度并使之工业化；置于60年代的北美则可供狂飙的浪子们烧掉成百上千吨机油，并赋予波西米亚印花以某种浪漫意味。而十年，在二十一世纪初，则让我的旧家维持着搬走的原样。直到不久前，喜爱波西米亚印花但没有机车也不是什么主义者的我，两手空空地回到这里。

回来的第一个星期，我在地板上度过，和一台陈旧的熊猫录音机一起。我小心地拆开当年搬走时胡乱贴好的箱子。它们堆在厨房，安安静静，与往日无别，俨然等待发掘的法老坟墓。其中的东西大部分为磁带、光盘和杂志，是打包之初就没准备带走的什么。

有用的东西，家具、电器、正经书籍一类，早已搬空。剩下的东西显然无用，宛如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的标本。恍惚间，我甚至觉得，时代是在这些东西被遗弃的那天下午才开始前进的。

我像发现了失落环节的古生物学家。一周时间，一盘接一盘地听旧磁带。大部分是古典乐，还有80、90年代流行歌曲，摇篮曲和故事磁带也有。最早一盘来自母亲的大学时期，正反面原本的内容已被抹去，录满了《恋曲1990》。罗大佑的嗓音在质量不高的放音器中显得更为沧桑，一如沉默本身。幸好，DVD机已经坏了，否则我将在地板上度过的恐怕不止一周时间。

自认并非怀旧之人，我对于近来炮制情怀的风尚向来抵触。说到底，此处的旧物大多与我无关。在它们仍新鲜的年代里，我尚年幼，并无很深的记忆。然而，旧物自身存在着的某种东西令我困惑和着迷，那是一种很亲密的遥远感。空间上触手可及，时间亦相去不远，然而不知何时，仿佛已变成别一世界的支离倒影。

俨然捏瘪的啤酒罐，重复呈现着熟悉事物的陌生形态，以不变的声音落在地板上。

如此住了一个月，新工作步入正轨之际，我仍每日沉浸在旧事物里，某种与时代脱钩的不真实感也悄然到访。

与它同来的是蜂。

一天中午，12点32分，敲门声响起。我从01年8月刊的《幽默大师》中疑惑地抬起头。“使您笑口常开的朋友来了”，封面上这么印着。

打开门，蜂和四只编织袋一起站在门外。编织袋如此巨大，夺走了全部存在感和注意力，我甚至觉得应该是编织袋敲了门并试图与我对话。

“您好，想要看看房子。”它说。

“什么？”我问。

搜肠刮肚，并未发现同“A股”“无差别伤人”“社会保险”“住房政策”“八失人员”相似的“看看房子”这一新常用词。

“租房子啊。”

“403是那边那家。”我指着斜对面的雕花铁门说。

在我，认为大概是找邻居的，因为邻居也如我们，搬走多年，房子空置。如今，我甚至难以想象当年竟有不出租闲置房这类选项。

蜂拿出手机，翻了半天。“4……0……2……是402，没错啊！”

它把手机举到我面前，晃了晃。

大红底，金色文字，设计这则广告的人恐怕很清楚老旧社区该有怎样的年龄风格。

我盯着信息，手机右上角的时间从12:35走到12:38。蜂并不着急，直到我反应过来前一直默默地举着手机：

“采光良好……XX平米……周边有XX小学等……有意请致电……”我读着广告上的文字。之所以读出声，只是为了给翻涌的魔幻感找到一丁点现实依据。

两节火车皮落进海里。土壤从星星上落下来。

始作俑者显然是姐姐。她肯定从父母那里听说我的失业和旧家的收拾妥当，自作主张打了这个广告，试图帮助我度过没有收入的时期。在她的想象中，我的纯粹失业状态大概要持续半年时间。实际上，从失业到找到新的勉强可称为工作的事的时间远比我预计的短。联系人填我的电话，房租是对于集老、破、小和交通不便的此处而言尚可的数字。看到自己的姓氏冠在尊称之前的瞬间，莫名的错位感令我陡然清醒。

我点点头，再次仔细地看了看蜂。

此处没有详细的外貌描写。

“不给租吗？”它问。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里面还没收拾好。”

“刚看见，以为拎包入住的。”

“又不是宾馆，”我说，“哪里能拎包入住。”

不过，广告打出去应该不太久，我想。

“只出租一半，现在，因为个人原因，我也得住在这里。能接受吗？”

我没有请它进门。究竟，它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这样东西无法用语言描述，形状千奇百怪，有时这样，有时那样，但亲眼看见，往往一下就能看出它是它本身，类似观念性存在的东西。我曾见过不少，一般而言，都比较落魄。但我还是决定打发它走，然后撤掉广告，如有人再联系，就说已租出去了。

“房租可以减少吗，那？”它说。

着实令人措手不及。

“你住一半，房东住一半，确定没有问题？”我强调说。

“没什么问题。”

“空调自付，采暖费分摊。”

“没问题。你没当过房东吧？哪有这样说的。”

“……诚然。且家具简陋。”

“没关系。”

“一定要住在这里吗？”

“一定要。”

“总之就是有一些原因，一定要住在这里，是吧？”

“嗯。”

“方便告诉我吗？”

“现在？不行。”

我叹了口气，请它进门。踩着散落一地的旧杂志、报纸和相册领它到客厅小坐。至于那天下午我们谈了什么，早已忘记，尽管只是两个月前的事。可以肯定的是没什么重要的。当天，我让它把行李暂存在我家。

第二天，我把旧家彻底收拾了一遍。上周只增无减的杂志和肆意存在的磁带全部扔进箱子，堆上阳台。其余杂物封好，关进楼下的小房。地板打了遍蜡，瓷砖用牙膏蹭好，墙皮开裂处也补了腻子。

四天后，蜂正式入住。

之所以答应，因为自己住在这里，就失业的情况而言，实在过于任性。收入是一大问题，生活也不方便，父母和姐姐那边恐怕也不会赞成。抵抗运动持续不了太久，我很清楚。出租是大势所趋。既然如此，与带着孩子的家长或临时工的年轻人打交道，搬回新家居住，还是和它打交道更简单些。毕竟，观念都是些较单纯的东西。

我也有点介意它所说的必须住在此处的话。


抬起高压锅，放进水槽，打开水龙头。失败的白烟升腾起来。在锅反省自身并向我敞开之前，我拉开冰箱门，拿出一瓶橙味汽水，起掉盖子。

瓶盖在台上叮铃铃转了几下，掉进垃圾桶。玻璃瓶冷得露骨。右手中指，关节开始隐隐作痛。三年前的一个年末，这根手指有了腱鞘炎的征兆。此后时常发作，直到疼痛成为我的一部分。

边喝边刷手机。一如既往，世界局势持续紧张，居民消费回升，某地景区突然爆火，某国发生地震，某航班坠机，某地出现暴力伤人事件。我刷过一页，某人生了六胞胎的新闻赫然闯入视线。标题很亲切：“夫妻二人惊呆了”，如如。仿佛外星人用温和的语气向我阐述室女座河外星系某颗星球上的某个以它们的观念结构而成的本质性问题。我能听懂它的话，却无法建立任何意义。


“你好。”我说。

“衣鱼。”外星人热情地说。

“你叫衣鱼吗？”

“二极管。”

“二极管？”

“二极管。”

“用二极管做什么？”

“是衣鱼。”

“二极管是衣鱼？”

“二极管是装饰性因素。”

“二极管确有装饰作用。”

“但是你好。”

“你好。”

“衣鱼。”它热情地说。

总之算是打成招呼了。

之后，我们的对话在51区实验室里毫无意义地进行下去。直到它烦了，坐飞碟回漩涡星云，我也烦了，坐公交回家。但，不能这样，为了避免世界大战，必须装作理解和关心地听下去。“装作关心”应该成为人类普世道德的一部分。

出于道德关心外星人本质性问题的时间里，高压锅烧糊了。

我时常有这样的感觉，某个时刻开始，我们被什么拎了起来，一下子从有磁带和DVD机的世界扔进现在这个世界。落地后，一位形似电影中常见的美军军官的人推给我一把枪，“从现在开始，一是二，二是梭鱼！”

“一是二，二是梭鱼！”我喊道。

他绝不该长着保罗·纽曼的脸，至少。

另外，鱼类或许确实具有什么两重性。


我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桌。而蜂的用餐已经快要结束。究竟，它是交房租者，而我，说得悲观些，本质上与放高利贷者似乎无异。不，哪里出了错，但我懒得思考。

“既然你是因无所事事而出现的魔幻的东西，因此，”我坐下，试探着问，“假如我不再失业，或者说，像大多数人一样，多数时间不待在家里，你就会离开？”

“会死掉。”它说。

“这么严重？”

它把盘中最后一团面条卷好，塞进嘴里。咀嚼、咀嚼。在这期间，我用水果刀把鸡肉切成了两份。

“具体说来，”它开口了，“是溶化掉，噗汁噗汁，渗得满地毯浮浮囊囊。还会流进浴室，沾到瓷砖上，告诉你，一个月都收拾不完……”

“请打住。”

我咽下嘴里的肉。除开包装袋上的“鸡腿”二字外，口感上并无肉的特征的肉，吃起来像“肉自身”之类的什么。自调的照烧汁也与正牌货相去甚远。

“短期内看你也不会有正经工作就是了。”

“现在也不完全是失业，理论上。”

“帮地产公司写垃圾文件也算正经工作？”

“是土地集团。”我纠正它。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何况会议报告、政策摘要、网站新闻这些，也不算垃圾文件吧？”

“那什么是垃圾文件？”

“大概类似于，类似于……”我回答不出。

这时，电视卡顿起来。我像看见罗马的圣彼得，即刻起身，结束了工作的话题。旧家极小，客厅的茶几也身兼餐桌的职责。好处是，吃饭是可以看电视。坏处是，没通电视线。所以，电视，如今作为移动硬盘中盗版电影的载体存在。

若采取优雅的称呼，也可以叫家庭影院系统，我想。

罗伯特·德尼罗的面孔凝固在画面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我。You\u0027re good——字幕如此说。画面死了，声音仍在播放，一如脱离肉体的灵魂。

我叹了口气，按下电源。

黄昏与按钮的呻吟一同猝死。傍晚透过窗帘的缝隙漏进屋内。客厅仿佛初始化的电脑，一无所有般安静。安静得蜂咀嚼菜叶的细响都清晰可辨。

蝉叫了起来，叫得凄惶。奇怪，往年夏天都是伴着蝉的噪音度过的，今年的蝉声却格外稀少。入七月已有三周，若在夏天中划出某个最为夏天的地带，此其时也。我走到窗边。

晚六点的室外，太阳仍金晃晃地照着。柏油马路残留着上午的雨迹。全世界都吸饱了水，呈现出深邃的黑色，云彩很淡，仿佛意识流电影中该跳出来的天空。泥土、树叶、路面、床单被罩，乃至地板上的灰尘，都在竭力渗出多余的水分。

潮闷。一切都在膨胀，一切都很模糊。

电视屏幕庄严得像殡仪馆的尸体，无论如何都无法与鲜活的电影什么的联系在一起。

电影。我想起鲤。上次同他见面是三年前。三年前的我们还算得上风华正茂。算得上吗？我不知道。

院里走过一对大学生，是情侣。男生肤色较深，大概常晒太阳，外形如运动员般紧凑，算不上高。女生是常见的大学新生，梳着高中时代遗留的发型。宿舍地近财经大学，是以租房子的学生为数不少。风华正茂，放在对他们描述中该更妥帖些。我看向东面。马路两边，二人合抱那么粗的梧桐树枝繁叶茂，遮蔽了视线。

树木灰暗地环列着，像死去的大海。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片段在我脑中回放。黑白。主人公站在敞篷车旁边，说些可有可无的话。

他在说什么，那个男孩？

发呆的时间里，傍晚又悄悄生长了一截。回过神来，夜生活的开机按钮被什么东西准时按下：风吹树叶的声音，楼上小孩的跑跳，野猫的哀嚎，轮胎碾过雨水……说好了一般，所有声音都在电视死去的片刻真空后，迫不及待地挤进客厅，好似流水，打着旋注满河床上忽然裂开的缝隙。

关上窗，走回电视旁，伸手摸了摸显示屏后面。依然烫手。温度超出预期很多。拔下硬盘。看来，今晚注定与第八艺术无缘。

“跟你说哦，别生气，”刚刚坐下，蜂就开口了，”当然，我知道你也不会生气，不然也不会丢了饭碗——是这样，我想，连你自己也明白就是垃圾的东西，呃，就是垃圾。如果常写垃圾，就算是工作，也会让人的脑子出问题，患上‘格式焦虑症’和‘程序焦虑症’两种精神绝症。幸好你没有。”

回想上文着实花了一些时间。

“一直在想这个吗？”我问。

“嗯哼。”

“真有毅力。”我赞叹道。

“乐趣。”

“呵。”

至少短时间内和精神疾病无缘，我想，悲伤的是大概也不会变成周末坐车去郊外打哈欠拍照在朋友圈晒的受嫉妒的人了。

晚餐在安静的室内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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